《梁庄十年》研讨会 | 行超:“凝视”的写作
行超,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,现为《文艺报》编辑。出版评论集《言有尽时》。
“凝视”的写作
行 超
年前跟梁鸿老师有过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聊天,后来整理成对话稿,题目叫做《梁鸿:时间的凝视者》。之所以起这个名字,是因为梁老师跟我讲到,她在上中学的时候很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的窗边,望着窗外的一片云、一朵花,去凝视自然的变化,我觉得,用“凝视”这个词来概括梁鸿这么多年来的写作,似乎也是适合的。一方面,她用写作的方式凝视着故乡梁庄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梁庄人,这种凝视持续了十年时间,并且大概还会继续下去;另一方面,她与梁庄、梁庄人共同成长,从《中国在梁庄》《出梁庄记》到今天的《梁庄十年》,她热情而主动地记录着这里的每一点变化。除此之外,她的长篇小说《梁光正的光》《四象》、小说集《神圣家族》,其中的人物和故事,也多少可以在梁庄人的身上找到一些影子。这种充分深入其中而又多角度、多维度的呈现方式,也恰恰代表着一种“凝视”的精神。
当然,十年时间过去,写作就如同生命本身一样,发生了许多或隐或现的变化。读《梁庄十年》,一个突出的感受是,十年前“梁庄系列”中的那种紧张感基本消失了,它变得比较松驰,甚至有了一种温暖的基调。十年前的梁鸿挣扎在乡土社会的女儿与城市中产、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之间,所以作品中经常出现自我反思、甚至诘问的部分,十年后,这种身份焦虑即便还有,但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和解了。这是一种自然的人生进程,反映在写作中,就是风格与情感基调的变化。
另一方面,如果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中去看,我们发现,写作《中国在梁庄》的时候,刚好是“三农”问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的阶段,这种关注从中央政策层面蔓延到整个社会中的无数个体。同时,农村转型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,在这个阶段也特别突出地浮现出来。此后十年,乡土社会的发展基本延续着此前的政策、道路,相较于十年前,现在农村的变化是缓慢的,甚至是静止的,很多之前凸显出来的问题,在今天已经逐渐内化了,不一定会以显在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比如《梁庄十年》中写到一个孩子叫“阳阳”,这个人物在《出梁庄记》里曾经写到过,当时是一个年纪很小的留守儿童,父母在外地打工,他跟着奶奶生活。在《出梁庄记》里,“留守儿童”这个当时引起关注和争议的社会话题,正是通过包括阳阳在内的几个孩子的经历呈现出来的。没有父母的陪伴,缺乏父母的关爱,这些孩子今后会成长成什么样子,谁也不知道。到今天,在《梁庄十年》里,我们看到,阳阳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了。他看起来成熟、懂事,又很有礼貌,好像我们之前担心的、也许会发生在这些留守儿童身上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出现。但是另一方面,阳阳好像有点内向,当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,但是,他的内心深处、他的精神层面的感受,梁鸿很难抓住,或许连他的奶奶、他的父母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。也就是说,十年前我们所关注的留守儿童的问题,在今天正在以更内化、不那么显见的形式发生着、表现着,以此为代表,乡土社会的现实问题如今也越来越难以被我们这些异乡人所看到、感受到,这种变化对作家的观察与写作也提出了新的难度。
另外,通过梁鸿这十年持续不断的观察,我们看到,生活在梁庄的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也是在改变的。比如,《出梁庄记》里的五奶奶,她的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,孙子宝儿跟五奶奶在梁庄生活,可是,宝儿游泳时淹死了,五奶奶的绝望可想而知。但是十年之后,《梁庄十年》里写“五奶奶上街去理发”,是非常温暖、快乐的一节,五奶奶又有了孙子、孙女,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大的悲痛、那么大的苦难之后,居然又一次获得了幸福,而且每天都可以过得那么快乐,这种生命的变化让人觉得特别感动。还有灵兰大奶奶,《中国在梁庄》里写她去信教,不是因为有信仰上的追求,而是因为她在家总是被打,婚姻生活的不幸让她不得不寻找一个自我救赎的出口。这种选择看起来是无奈的,知其不可而为之,但是十年之后,她好像真的被救赎了,变得那么平静、豁达。丈夫明太爷死后,从内到外,灵兰大奶奶开启了新的生活。类似这样的变化在每个人身上都有,这种改变当中蕴含着特别奇妙的时间的力量,而这种时间的力量,也是《梁庄十年》以及梁鸿这十年来“凝视”的写作所承载的最重要的意义。
(根据现场发言整理而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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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,或改造,或衰败,或消失,而更重要的是,随着村庄的改变,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。我想以“梁庄”为样本,做持续的观察,十年,二十年,三十年,直到我个人去世,这样下来,几十年下来,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“村庄志”,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。
——梁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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